我按下了按钮，书架缓缓地向两边移动，一个隔间出现了。这是一个隐藏在书架后的狭小房间，大概十平方米左右。里面架着一个小小的行军床，床上的一套军被整齐地叠在床头。

我仔细留意了隔间的地面，没有发现事先布置好的痕迹。我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仔细地打量着隔间的每一个角落。

除了那张行军床，隔间里就再没有其他的家什。但我的注意力很快被墙上挂着的一顶帽子吸引了过去——那是一顶清朝士兵戴着的类似于中国斗笠的帽子。我把它轻轻地摘了下来，翻过来往帽子里面看，因为满清士兵有一个把自己姓名缝到帽子里面的习惯。陆正海最初隶属于满清政府，之后才追随蔡锷将军加入新军，所以他有这样的军帽，并不稀罕。

可是，奇怪的是，帽子里面缝了一张白色布条，让我很疑惑。那张布条上，除了缝着陆正海的名字以外，还缝了这么一行字：军机处天字一号亲兵。

“天字一号”在中国文化里，代表了最高，而军机处，又是清政府最高的军务机构。我反复地琢磨着这句话所包含的意思：会不会在看似庸腐的清政府里，实际上也有着某一个秘密机构，是外人所不知的呢？这个秘密机构，所从事的工作是不是也和现代间谍所从事的工作一样呢？或者，陆正海在隶属于满清政府时，就已经是一个秘密情报人员呢？

这个发现让我激动起来，对于陆旭的现在，我依然没有任何发现。可是陆正海的这段过去，却是一个不小的收获。我拿出相机，对准了帽子的内里。按下快门前我犹豫了。特高课的多疑是出了名的，如果让他们发现到这一点，自然会对陆正海另眼相看。这个所谓的天字一号是个什么机构，也肯定会成为特高课感兴趣的一个议案。

我没有按下快门，放下了相机，把帽子挂回到了墙上。我决定不上报这个普通线索。

我再次把目光放到了行军床上，被子与下面的褥子都没有任何问题，不过是一套简单的军用被褥。我把视线缓缓移到了床板上，用手电轻轻地敲打每一块木板，聆听木板发出的声响。如果木板中间有夹层，那么发出的声音也会有异常的。

很快，我锁定了一块声音不对的木板。我麻利地把它掀开，借着手电的微光，发现了一张夹缝中的纸条。我用一个小镊子小心翼翼地把它夹了出来，居然是一张泛黄的相片。

我把手电对准了这张相片，只见上面是四个年轻汉子的合影。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里面没有陆正海，四个汉子的容貌都很清晰，但是很陌生，我不认识。相片的右下方还用钢笔写着“1913年9月19号”的字样，也就是说，这张相片拍下的时候，邵德还没出生。

我记下了这四个人的模样，在看到第三个时，一种女人的直觉，让我觉得这个男人有点熟悉：浓眉大眼，脸上布着横肉，眉眼间和邵德一模一样。密密的胡须遮住了他的大半张脸，左眼上方有一颗大黑痔。可是，我还是能够通过这相片，初步判断出这个男人，应该就是邵德的父亲——邵统军。

四个汉子都剃着光头，身上穿着二十几年前传统中国百姓的衣裤，脚上蹬着的一双长靴与身上的服装极不相配。右边的汉子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棍子模样的玩意儿，因为这棍子是放在他手的背面，再加上那相片本就泛黄，所以看不清细节，我也没有太往心里放，毕竟在传统中国文化里，有很多奇怪的兵器。

我的注意力从这四个人身上移到了相片的背景：这是在一片陡峭的山壁前面，光秃秃的山壁上什么都没有，他们的脚下也只是普通的泥土，没有任何异样。

可是据我所知：1913年拍摄照片时，中国很少有人拥有照相机这样的高科技物品。那么，给四个人拍照的会是个什么人呢？我再次盯着相片下方的日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时间段，应该就是邵统军离开了怀孕的妻子，出去执行机密任务的那段日子。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邵统军在执行那项机密任务时照下的呢？如果我的这一判断正确的话，就意味着在照完这张相片不久，邵统军就死了，这张相片，应该就是他的战友带回来交给陆正海的最后遗物。

我开始犹豫起来，是不是需要把这张照片翻拍下来，交给特高课研究。就目前这些发现看来，我本来的目标——陆旭的身份似乎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倒是陆正海与邵德的父亲很有可能曾经隶属于满清政府的某一个秘密机构，并且这一机构在1913年有过一个机密的任务，这一新的发现让我更加激动。相片中的邵统军与另外三个人，潜伏进入了一片山区。只是，他们是要去探寻什么？最终发现了什么？他们在执行这项任务时，又出现过什么样的状况，导致邵统军死掉了？这一系列的疑团，相信会成为多疑的特高课非常感兴趣的新议题。

中国有句俗语说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放下了相片，思考起来。我的任务是找出陆旭是否有秘密。我潜伏的结果，可以是没有收获，那样就证明了陆旭确实只是个普通的商人。陆正海是满洲国高级军官，军官选择让自己的亲生儿子不搅入政治与军队，这种心理符合普通中国人的传统心态。那么，我已经对邵德付出了所有的感情，是不是应该放弃给特高课汇报这些发现，让邵德与陆正海的生活如现在一般平静呢？

我把相片塞回了木板，然后把一切按之前的样子整理好，退出了隔间，退出了书房。回到我自己的房间后，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辗转难眠。我清楚隐瞒这些是不对的，违背了一个专业特工人员的基本准则。可是，我打败不了内心里作为一个小女人的心思，我向往着与邵德的平静生活，哪怕这段生活注定是短暂的，甚至在一个月后可能就会结束。我依然像一个吸食鸦片上瘾的瘾君子，哪怕只是最后的一个月，我也期待着好好品尝这个中滋味。

第二天我给特高课的电话里，只提到了书房里有一个隔间，但没有说起隔间里的发现。出生行伍的军官都有保留军营休息处的习惯，这一点不止陆正海有，我们关东军很多高级军官也都有。所以，对于我说到隔间里除了一张行军床外，没有任何发现时，特高课并没有起疑。再者，我在特高课里本就是有着一定分量的高级特务，我说的一切，他们一般不会起疑的。

两天后，邵德跟着陆正海回到了沈阳，我像一个普通小女人一样，在门口接过了他的行李……我爱他，这就是我愿意为他隐瞒一切的原因。

回忆总是甜蜜的，我靠在山洞洞口，注视着天色渐渐暗下来时的远山，嘴角不由自主地微微上扬，甜甜的，似乎还是那些日子留在我心里的余味。邵德，你还记得我吗？记得你的李春梅吗？春梅并没有死，她就活在你的身边，活在这远山里。

我决定走出山洞，去寻找邵德。哪怕不能与他相见，我也希望能够偷偷地多看他一眼。我站了起来，回头望了一眼在洞深处睡着的孩子们，他们具备着如骆驼般的一种本领，在没有食物时，他们会选择安静地睡着，尽量不消耗身体的热量。

我轻轻地咳了一下，孩子们的眼睛马上就睁开了，鼓得圆圆地看着我。我吞了吞口水，我的语言功能在这三年里，似乎也有些退化，说话没有以前清晰，我对他们伸出手，一边比画一边说道：“妈妈去下面找点吃的，你们等妈妈回来，不要出去。”

孩子们听懂了我的意思，紧挨着伙伴睡下了。我转过身，抓紧洞口的一根树藤，正要往下爬，这时，一个小小的黑色身影出现在我面前。我定眼一看，是其中的一个孩子，他眼睛睁得大大地盯着我。

我笑笑，说：“妈妈下去找点吃的，很快回来。”

他应该没听懂我这话的意思，倔强地站在原地看着我，眼神中流露出一种不安，似乎害怕我下去后，会遗弃他们。

我心里浮出一种不舍，点点头说：“你跟我一起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