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艾后来想想，倒又觉得懊悔，不该去招惹他。有根已经找到了事情，是陶妈托人把他荐进去的，在法大马路一爿南货店里，离这里很远，他搬出去以后，却差不多天天晚上总要来一趟，乘电车只有很短的一截可乘，所以要走非常长的一段路，陶妈又是心疼，又是生气，却也无法可施。他来了也不过在厨房里坐一会，有时候并也见不到小艾。后来他忽然绝迹不来了，小艾还以为是她对他的态度太冷淡的缘故。

隔了有一两个月光景，有一天忽然又来了，却已经把头发养长了，梳得光溜溜的，大概前一向他因为头发刚刚养长，长到一个时期就矗立在头上，很不雅观，所以没有来。

日子一久，小艾心里也就有点活动起来了。因为除了嫁人以外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离开席家。从前三太太有一个丫头，就是和她同时买来的，比她大几岁，很机灵的那个，名叫连喜，后来逃走了，小艾那时候还小，但是对于这桩事情印象非常深。后来却又听见说，有人碰见连喜，已经做了沿街拉客的妓女，她是遇见了坏人，对她说介绍她到工厂里去做工，把她骗了卖掉了。小艾听到这话，心里非常难受，对于这吃人的社会却是多了一层认识。

她因此打消了逃走的念头，这许多年来一直在这里苦熬着。现在这有根倒是对她很好，别的不说，第一他是一个知道底细的人，总比较可靠。但是小艾对于他总觉得有点不能决定。倒并不是为了她对他有没有感情的问题。她因为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根本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所以也不知道重视它。她最认为不妥的，还是他是陶妈的儿子这一层。即使陶妈肯要她做媳妇，她也还不愿意要陶妈这样一个婆婆——难道受陶妈的气还没有受够。同时她也觉得有根这人不像是一个有作为的人。怎样才是一个有志气有作为的人，她也说不出来，然而总有这样一个模糊的意念，在这种社会里，一个人要想扬眉吐气，大概非发财不行吧。至于怎样就能够发财，她却又是很天真的想法，以为只要勤勤恳恳的，好好的做人就行了。

他们住的这弄堂，是在一个旧家的花园里盖起几排市房，从前那座老洋房也还存留在那里，不过也已经分租出去了，里面住了不知道多少人家，楼下还开着一爿照相馆。那幢大房子也就像席家从前住的那种老式洋楼一样，屋顶上矗立着方形的一座座红砖砌的烟囱，还竖着定风针。常常有一个人坐在那屋顶上读书。小艾在夏天的傍晚到晒台上去收衣裳，总看见对门的屋顶上有那么一个青年坐在那里看书，夕阳照在那红砖和红瓦上，在那楼房的屋脊背后便是满天的红霞，小艾远远地望过去，不由得有些神往，对于那个人也就生出种种幻想。

对门那屋顶上搭着个铅皮顶的小棚屋，这人大概就住在那里，那里面自然光线很坏，所以他总坐到外面来看书。

看他穿着一身短打，也不像一个学生，怎么倒这样用功呢？

夏天天黑得晚，有一天晚饭后，天色还很明亮，小艾在窗口向对过望去，那人已经不在那里了，屋顶上斜架着一根竹竿，晾着一件蓝布褂子，在那暮色苍茫中，倒像是一个人张开两臂欹斜地站在那里。她正向那边看着，忽然听见底下弄堂里闹哄哄的一阵骚动，向下面一看，来了两部汽车；就在他们门口停下了，下来好几个穿制服带枪的人，小艾倒怔住了，正要去告诉五太太，那些法警已经蜂拥上楼，原来是因为景藩在外头借的债积欠不还，被人家告了，所以来查封他们的财产，把家里的箱笼橱柜全都贴上了封条，一方面出了拘票来捉人。其实景藩这时候已经远走高飞，避到北边去了，起初五太太这边还不知道。五太太出去替他奔走设法，到处求人帮忙，但是亲戚间当然谁也不肯拿出钱来，都说：“他们这是个无底洞。”寅少爷虽然也着急，却很不愿意他后母参预这些事情，因为她急得见人就磕头，徒然丢脸，一点用处也没有。

五太太自从受过这番打击，性格上似乎有了很显著的变化，不那么嘻嘻哈哈的了，面色总是十分阴沉，在应酬场中便也不像从前那样受欢迎了。有时候人家拉她打牌，说替她解闷，她的牌品本来很好的，现在也变坏了，一上来就怕输，一输就着急，一急起来便将身体左右摇摆着，摇摆个不停。和她同桌打牌的人都说：“我只要一看见她摇起来我就心里发烦。”因此人家都怕跟她打，她常常去算命，可是又害怕，怕他算出什么凶险的事来，因此总叫他什么都不要说，“只问问财气。”

五太太不久就得了病。有一次她那心脏病发得很厉害，家里把她娘家的兄嫂也请了来，他们给请了个医生，大家忙乱了一晚上，家里的一只猫出去了一夜也没回来，大家也没有注意。

五太太这一向因为节省开支，把所有的猫都送掉了，只剩下这一只黑尾巴的“雪里拖枪”，是她最心爱的。第二天五太太病势缓和了些，便问起那只猫，陶妈楼上找到楼下，也没找到，只得骗她说：“刚才还在这儿呢，一会儿倒又跑出去了。”一面就赶紧叫小艾出去找去。小艾走到弄堂里，拿着个拌猫饭的洋瓷盘子镗镗敲着，“咪咪！咪咪！”的高叫着，同时嘴里啧啧有声，她是常常这样做的，但是今天不知怎么，总觉得这种行为实在太可笑了，自己觉得非常不自然，仿佛怕给什么人听见了。

在弄堂里前前后后都走遍了，也没有那猫的影子。回到家里来，才掩上后门，忽然有人揿铃，一开门，却吃了一惊，原来就是对过屋顶上常常看见的那俊秀的青年，他抱着个猫问道：“这猫是不是你们的？”越是怕他听见，倒刚巧给他听见了。小艾红着脸接过猫来，觉得应当道一声谢，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那青年便又解释道：“给他们捉住关起来了——我们家里老鼠太多，他们也真是，也不管是谁家的，说是要把这猫借来几天让它捉捉老鼠。”

小艾便笑道：“哦，你们家老鼠多？过天我们有了小猫，送你们一个好吧？”那青年先笑着说“好”，略顿了一顿，又说了声：“我就住在八号里。我叫冯金槐。”说着，又向她点了个头，便匆匆的走开了。

小艾抱着猫关上了门，便倚在门上，低下头来把脸偎在那猫身上一阵子揉擦，忽然觉得它非常可爱。她上楼去把猫送到五太太房里。五太太房里有一个日历，今天这一张是红字，原来是星期日，他今天大概是放假吧，要不然这时候怎么会在家里。那天天气非常好，小艾便一直有点心神不定，老是往对过屋顶上看着，那冯金槐却一直没有出来。也许出去了，难得放一天假，还不出去走走。

陶妈做菜的时候发现酱油快完了，那天午饭后便叫小艾云打酱油，生油也要买了。小艾先把蓝布围裙解了下来，方才拿了油瓶走出去。他们隔壁有一家鞋店，遇到这天气好的时候，便把两张作台搬到后门外面来摆着，几个店员围着桌子坐着，在那里粘贴绣花鞋面，就在那蓝天和白云底下，空气又好，光线又好，桌上摊满了各色鞋面，玫瑰紫的，墨绿的，玄色、蓝色的，平金绣花，十分鲜艳。小艾每次走过的时候总要多看两眼，今天却没有怎样注意，心里总觉得有些惴惴不安，不知道为什么很怕碰见那冯金槐。

从弄堂里走出去，一路上也没有碰见什么人。回来的时候，却老远的就看见那冯金槐穿着一件破旧的短袖汗衫，拿着个洋瓷盆在自来水龙头那里洗衣裳。他一定也觉得他这是“男做女工”，有点难为情似的，微笑着向她点了点头，小艾也点点头笑了笑，偏赶着这时候，她的头发给风吹的，有一绺子直披到脸上来，她两只手又都占着，拿着一瓶油，一瓶酱油，只得低下头来，偏着脸一直凑上去，把头发扶到耳后去。同时自己就又觉得，这一个动作似乎近于一种羞答答的样子，见了人总是这样不大方，因此便又红着脸笑道：“今天放假呀？”然而也就说了这么一句，因为看见鞋店里那些伙计坐在那边贴鞋面，有两个人向他们这边望过来，仿佛对他们很注意似的。她也没有等他回答，便在他身边走了过去，走回家去了。

以后她注意到，每星期日他总拿着一卷衣服，到那公用的自来水龙头那里去洗衣裳。想必他家里总是没有什么人，所以东西全得自己洗。

平常在弄堂里有时候也碰见，不过星期日这一天是大概一定可以碰见一次的。见面的次数多了偶尔也说说话。他说他是在一个印刷所里做排字工作的，他是一个人在上海。

五太太房里的日历一向是归小艾撕的，从此以后，这日历就有点靠不住起来，往往一到了星期六，日历上已经赫然是星期日了，而到了星期一，也仍旧是一张红字的星期日，星期二也仍旧是星期日，或许是因为过了这一天之后，在潜意识里仿佛有点懒得去撕它，所以很容易忘记做这桩事情。五太太是反正在生病，病中光阴，本来就过得糊里糊涂的，所以也不会注意到这些。

五太太那只猫怀着小猫，后来没有多少时候就养下来了，一窠有五只，五太太一只也不预备留着，打算谁要就给谁。小艾便想着，等看见金槐的时候要告诉他一声，但是这一向倒刚巧没有机会见到他。已经有好两个星期没有看见他出来洗衣服了。近来天气渐渐冷了，大约因为这缘故，一直也没看见他在屋顶上看书。有一天她又朝那边望着，心里想不会是病了吧。那屋顶上斜搭着一根竹竿，晾着几件衫裤，里面却有一件女人的衣服，一件紫红色鱼鳞花纹的布旗袍。她忽然想起来，前些时有一次看见两辆黄包车拉到八号门口，黄包车上堆着红红绿绿的棉被和衣服，是人家办喜事“铺嫁妆”，八号那一座房子里面住了那么许多人家，也不知道是哪一家娶新娘子。当时也没有注意，后来新娘子是什么时候进门的，也没有看见。

其实也很可能就是金槐结婚。除非他已经有了女人了，在乡下没有出来。两样都是可能的。她这时候想着，倒越想越像——也说不定就是他结婚。怪不得他这一向老没出来洗衣裳，一定是有人替他洗了。

小艾自己想想，她实在是没有理由这样难过，也没有这权利，但是越是这样，心里倒越是觉得难过。

小猫生下来已经有一个多月，要送掉也可以送了。小艾便想着，借着这机会倒可以到金槐那里去一趟，把这猫给他们送去，顺便看看他家里到底是个什么情形。她趁着有一天，是一个阴历的初一，陶妈刘妈都到庙里烧香去了，五太太在床上也睡着了，她便去换上一件干净的月白竹布旗袍，拿一条冷毛巾匆匆地擦了把脸，把牙粉倒了些在手心里，往脸上一抹，把一张脸抹得雪白的，越发衬托出她那漆黑的眼珠子，黑油油的齐肩的长发。她悄悄的把猫抱着，下楼开了后门溜了出去，便走到对过那座老房子里，走上台阶，那里面却是一进门就是黑洞洞的，有点千门万户的模样。她略微踌躇了一下，便径自走上楼梯。楼梯口有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呜呜做声的哄着拍着，在那里踱来踱去，看见了小艾，便只管拿眼睛打量着她。

小艾便笑道：“对不起，有个冯金槐是不是住在这里？”那女人想了一想道：“冯金槐——是呀，他本来住在上头的，现在搬走了呀。”小艾不觉怔了怔，道：“哦，搬走啦？”那女人见她还站在那里，仿佛在那里发呆，便问道：

“你可是他的亲戚？”小艾忙笑道：“不是，我是对过的，因为上回听见他说他们这儿老鼠多，想要一只猫，我答应他我们那儿有小猫送他一只的。”说着，便把那小猫举了一举给她看看。那女人说道：“他搬了已经一个多月了，本来他跟他表弟住在一间房里的，现在他表弟讨了娘子了，所以他搬走了。”

小艾哦了一声，又向她点了个头，便转身下楼，手里抱着那只小猫，另一只手握着它两只前爪，免得它抓人，便这样一直走出去，下了台阶。太阳晒在身上很暖和，心里也非常松快，但同时又觉得惘然。虽然并不是他结婚，但是他已经搬走了。她又好像得到了一点什么，又好像失去了什么，心里只是说不出来的怅惘。

又过了些日子。有一天黄昏的时候，小艾在后门外面生煤球炉子，弯着腰拿着把扇子极力地肩着，在那寒冷的空气里，那白烟滚滚的住横里直飘过去。她只管弯着腰扇炉子，忽然听见有人给烟呛的咳嗽，无意之中抬起头来看了看，却是金槐。他已经绕到上风去站着了。

他觉得他刚才倒好像是有心咳那么一声嗽来引起她的注意，未免有点可笑，因此倒又有点窘，虽然向她点头微笑道，那笑容却不大自然。小艾却是由衷地笑了起来，道：“咦？我后来给你送小猫去的，说你搬走了。”金槐哟了一声，仿佛很抱歉似的，只是笑着，隔了一会方道：“叫你白跑一趟。我搬走已经好几个月了。我本来住在这儿是住在亲戚家里。”小艾便道：“你今天来看他们啦？”金槐道：“嗳。今天刚巧走过。”说到这里，他也想不出还有什么话可说，因此两人都默然起来，小艾低着头只管扳弄着那把扇炉子的破蒲扇。半晌，她觉得像这样面对面地站在后门口，又一句话也不说，实在不大妥当，不要给人看见了。

因见那煤球炉子已经生好了，便俯身端起来，向金槐笑了笑，自把炉子送了进去。

她在炉子上搁上一壶水，忍不住又走到后门口去看看，心里想他一定已经到他亲戚家里去了。但是他并没有进去，依旧站在对过的墙根下，点起一支香烟在那里吸着。小艾把两手抄在围裙底下，便也慢慢的向那边走了过去。她并没有发问，他倒先迎上来带笑解释着，道：“我想想天太晚了，不上他们那儿去了。”他顿了顿，又道：“因为正是吃晚饭的时候，回头他们又要留我吃晚饭，倒害人家费事。”小艾也微笑着点了点头，应了一声，随即问道：“你是不是从印刷所来？你们几点钟下工？”金槐说他们六点钟下工，又告诉她印刷所的地址，说他现在搬的地方倒是离那儿比较近，来回方便得多。两人一面闲谈着，在不知不觉间便向弄口走去。也可以说是并排走着，中间却隔得相当远。小艾把手别到背后去把围裙的带子解开了，仿佛要把围裙解下来，然而带子解开来又系上了，只是把它束一束紧。

走出弄口，便站在街沿上。金槐默然了一会，忽然说道：

“我来过好几次了，都没有看见你。”小艾听他这样说，仿佛他搬走以后，曾经屡次的回到这里来，都是为了她，因为希望能够再碰见她，可见他也是一直惦记着她的。她这样想着，心里这一份愉快简直不能用言语形容，再也抑制不住那脸上一层层泛起的笑意，只得偏过头去望着那边。金槐又道：“你大概不大出来吧？夏天那时候倒常常碰见你。”小艾却不便告诉他，那时候是因为她一看见他出来了，就想法子借个缘故也跑出来，自然是常常碰见了，她再也忍不住，不由得噗嗤一笑。

金槐想问她为什么笑。也没好问，也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只管红着脸向她望着，小艾也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便扭身靠在一只邮筒上，望着那街灯下幢幢往来的车辆。金槐站在她身后，也向马路上望着。小艾回过头来向他笑道：“你真用功，我常常看见你在那儿看书。”金槐笑道：“你在哪儿看见我，我怎么没看见你？”小艾道：“你不是常常坐在那房顶上的吗？”金槐笑道：“我因为程度实在太差，所以只好自己看看书补习补习。别的排字工人差不多都中学程度，只有我只在乡下念过两年私塾。”她问他是哪里人，几时到上海来的。他说他十四岁的时候到上海来学生意，家里还有母亲和哥哥在乡下种田。他问她姓什么，她倒顿住了，她很不愿意刚认识就跟人家说那些话，把自己说得那样可怜，连姓什么都不知道；因此犹豫了一会，只得随口说了声“姓王”。她估计着她已经出来了不少时候，便道：“我得要进去了，恐怕他们要找我了。”金槐也知道她是那家人家的婢女，行动很不自由的，不要害她挨骂，便也说道：“我也要回去了。”这样说了以后，两人依旧默默相向，过了一会，小艾又说了声：“我进去了。”便转身走进弄堂。

虽然并没有约着几时再见面，第二天一到了那时候，小艾就想着他今天下了班不知会不会再来，因此就拣了这时候到厨房里去劈柴，把后门开着，不时的向外面看看，果然看见他来了。陶妈刚巧也在厨房里，小艾就没有和他说话，金槐也就走开了。小艾等劈好了柴，便造了个谎说头发上插的一把梳子丢了，恐怕在弄堂里了，便跑出去找。走到弄堂口，金槐还在昨天那地方等着她，便又站在那儿说起话来。

以后他们常常这样，隔两天总要见一次面。后来大家熟了，小艾有一天便笑着说：“你这人真可笑，从前那时候住在一个弄堂里，倒不大说话，现在住得这样远，倒天天跑了来。”

金槐笑道：“那时候倒想跟你说话，看你那样子，也不知道你愿意理我不愿意理我。”

小艾不由得笑了，心里想他也跟她是一样的心理，她也不知道他喜欢她。怎么都是这样傻。

金槐又说：“我早就知道你叫小艾了。”小艾却说她最恨这名字，因为人家叫起这名字来永远是恶狠狠的没好气似的。

后来有一次他来，便说：“我另外给你想了个名字，你说能用不能用。”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头和一张小纸片，写了“王玉珍”三个字，指点着道：“王字你会写的，玉字不过是王字加一点，珍字这半边也是个王字，也很容易写。”小艾拿着那张纸看了半晌，拿在手里一折两，又一折四，忽然抬起头来微笑道：“我那天随口说了声姓王，其实我姓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她对于这桩事情总觉得很可耻，所以到这时候才告诉他，她从小就卖到席家，家里的事情一点也记不起了，只晓得她父母也是种田的。她真怨她的父母，无论穷到什么田地，也不该卖了她。六七岁的孩子，就给她生活在一个敌意的环境里，人人都把她当作一种低级动物看待，无论谁生起气来，总是拿她当一个出气筒、受气包。这种痛苦她一时也说不清，她只是说：“我常常想着，只要能够像别人一样，也有个父亲有个母亲，有一个家，有亲戚朋友，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人，那就无论怎样吃苦挨饿，穷死了也是甘心的。”

说着，不由得眼圈一红。

金槐听着，也沉默了一会，因道：“其实我想也不能怪你的父母，他们一定也是给逼迫得实在没有办法，也难怪你，你在他们这种人家长大的，乡下那种情形你当然是不知道。”

他就讲给她听种田的人怎样被剥削，就连收成好的时候自己都吃不饱，遇到年成不好的时候，交不出租子，拖欠下来，就被人家重利盘剥，逼得无路可走，只好卖儿卖女来抵偿。譬如他自己家里，还算是好的，种的是自己的田，本来有十一亩，也是因为捐税太重，负担不起，后来连典带卖的，只剩下二亩地，现在他母亲他哥嫂还有两个弟弟在乡下，一年忙到头，也还不够吃的，还要靠他这里每月寄钱回去。

小艾很喜欢听他说乡间的事，因为从这上面她可以想象到她自己的家是什么样子。此外他又说起去年“八一三”那时候，上海打仗，他们那印刷所的地区虽然不在火线内，那一带的情形很混乱，所以有一个时期是停工的。他就去担任替各种爱国团体送慰劳品到前线去，一天步行几十里路。那是很危险的工作，他这时候说起来也还是很兴奋，也很得意，说到后来上海失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又十分愤慨。小艾不大喜欢他讲国家大事，因为他一说起来就要生气。但是听他说说，到底也长了不少见识。

小艾这一向常常溜出来这么一会，倒也没有人发觉，因为现在家里人少，五太太为了节省开支，已经把刘妈辞歇了，剩下一个陶妈，五太太病在床上，又是时刻都离不开她的。除了有时候晚饭后，有根来了，陶妈一定要下楼去，到厨房里去陪他坐着，不让他有机会和小艾说话。

陶妈本来想着，只要给他娶个媳妇，他也就好了，所以她一直想回乡下去一趟。凭自己的眼力替他好好地拣一个，但是因为五太太病得这样，一直也走不开。托人写信回家去，叫他们的亲戚给做媒，人家提的几个姑娘，有根又都十分反对。

陶妈转念一想，他到上海来了这些时候，乡下的姑娘恐怕也是看不上眼了，便又想在上海托人做媒，又去找上次把有根荐到那南货店里去的那个表亲。那人和那南货店老板是亲戚，没事常到他们店里去坐坐。他背地里告诉陶妈，听见说有根刚来的时候倒还老实，近来常常和同事一块儿出去玩，整夜的不回来。陶妈听了非常着急，要想给他娶亲的心更切了。

有根虽然学坏了，看见小艾却仍旧是讷讷的。他也并不觉得她是躲着他，他以为全是他母亲在那里作梗，急起来也曾经和他母亲大闹过两回，说他一定要小艾，不然宁可一辈子不娶老婆。陶妈都气破了肚子。她因为恨自己的儿子不争气，这些话也不愿意告诉人，一直也没跟五太太说，所以闹得这样厉害，五太太在楼上一点也不知道。

景藩这时候已经回到上海来了，一直深居简出的，所以知道的人很少。但是渐渐的就有一种传说，说他在北边的时候跟日本人非常接近，也说不定他这次回来竟是负着一种使命。

外面说得沸沸扬扬的，都说席老五要做汉奸了。五太太从她娘家的亲戚那里也听到这话。她问寅少爷，寅少爷说：

“大概不见得有这个事吧。”五太太也知道，他即使有点晓得，也不会告诉她的。